量刑覆核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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梁家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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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政隨筆

兩件覆核刑期案的判決,反映香港「法治已死」?這說法過於鹵莽,高院法官幾十人,只是三位參與是次覆核刑期案,而現時無不可抗逆的證據顯示有關判決必然有政治考慮,或法官是因受到政治壓力影響判刑。至於判決是否反映法官離地、不符法律原則,可以在終審法院釐清。

公開批評法官的判詞,就是不尊重司法獨立?亦是過猶不及的說法。維護法治,不等於不可以批評法官的裁決,當發現明顯錯處,就應該直斥其非;否則,愈走愈歪,法治失去市民的信任,難以挽回,自長城。

黃之鋒、周永康及羅冠聰刑期覆核案的判決,有幾處值得商榷。

首先,判決書第六段,指「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鼓(股)歪風……一些有識之仕(士),鼓吹『違法達義』的口號……傲慢和自以為是……」,及第十二段,指「三名答辯人聲稱是以『和理非』,完全不使用暴力的原則『重奪公民廣場』,只不過是『空口說白話』、『口惠而實不至』及自欺欺人的口號」。這些文匯大公口的政治論述,在判詞出現極不恰當。

其二,判決書否定了公民抗命的價值,第一百三十四段指「無論犯罪動機或原因是他們自認為多麼崇高」, 「都不是有力的求情或輕判的理由」。

其三,第一百七十三段界定「非暴力」,幾乎斷言多人的一方必定對少人的一方施加暴力,這種推斷實在令人費解。

歸根究柢,利用法庭處理政治事的始作俑者是律政司,無論DQ議員案、一地兩檢、覆核刑期案,袁國強司長每次都強調無政治考慮,實在可笑。舉例,赤貧長者飢餓到在麵包店偷菠蘿包,無疑是觸犯盜竊罪,但律政司是否起訴她,是政治決定。律政司每宗檢控或上訴,都有政治考慮。

黃、周、羅三位社運青年在一審時獲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,他們沒有逃避刑責,並已服刑,袁國強堅持覆核,非送他們入獄不可,是政治決定,連反對佔中的香港導演陳嘉上都嗤之以鼻,在臉書狠批: 「不要再問社會為何撕裂,因為這是政府主動製造的。」反問: 「製造一群年輕的政治犯對香港對國家有何利益?」道出了周日數以萬計遊行人士的不忿。

看來,袁國強連任司長, 「一地兩檢」並非他的唯一政治任務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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