誰的法治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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吳靄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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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政隨筆

「2047後有沒有法治」不是問題。一定有。問題是,2047 後的「法治」是誰的法治?是香港人熟悉的普通法概念的法治,還是大陸官員和學者、即將卸任的梁特首,愈來愈用以教訓香港人政府會嚴格執行的、我們認為變了樣的「法治」?

1995至96年,香港的本地檢察官協會舉行了以「法治在香港」為主題的連串研討會,其中香港律師行合伙人、人大代表廖瑤珠,發表了發人深省的講話,告訴在座的檢察官,他們心目中視作理所當然的「法治」the ruleof law,是普通法的「法」治,與大陸的社會主義之下的「法」完全是兩回事。她說(原文是英文):英國的普通法有源遠流長的歷史。王廷命令一方面以君主之名給予子民公義,但同時鞏固了君主在政制中的權位,並產生了「權利」的觀念,有些政治及公民權利被視為與生俱來,不可侵犯。於是,政府權力應受限制,自然公義、人權成為基本價值。原則凌駕政策,西方文化之中的「人」本質是生而自由,只受限制於法律。時至今日,自然公義、人權、受約束的政府權利,已成了處處可見的普世價值。

但社會主義的法律概念完全不是這回事;社會主義視法律為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。在《基本法》之下,殖民地政府發展出來的「行為主導」制度保存下來。第5 條訂明「原有的資本主義制度和生活方式,五十年不變」。奉行資本主義之區, 「統治階級」就是資本家,即是工商界人士,所以特區政府的行政機關,應「主要」以這階層或認同這階層的人「擔任」,就十分「合理」了。至於這些人是否同時信奉自然公義、人權、受約束的政府、程序公義、真正獨立的司法機關——換句話說,是否信奉法治的內在價值觀——從社會主義觀點,並不重要。

所以,廖瑤珠女士在20 年前就提醒香港的檢察官,中央信奉「黨政策治」猶如我們信奉「法治」,我們要「一國兩制」成功實施,必須不斷要求黨中央政策堅持所有中央機構受到《基本法》訂立的憲制規範約束: 「Inthis regard, arguments based on the Rule of Lawwill only fall on deaf ears」—— 「在這方面,以法治為理據的一切辯論只會是對牛彈琴。」

20 周年紀念,是時候把廖瑤珠這篇短短發言拿出來重溫了。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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