八九六四的香港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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楊岳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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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政隨筆

上回說到,經過六四事件洗禮的北京政府,對自身政權、管治失去自信,故而在《基本法》定稿裏修改了23條和普選特首等內容。她的不安,變成了香港的金剛箍。

寫完政治層面,今回就寫一寫1989年5、6月間的香港人。89年5月20日,李鵬將天安門學生運動定性為動亂,當晚香港已有4萬人冒8號風球集會遊行;翌日,《文匯報》刊出萬古流芳的「痛心疾首」社論,同日100萬人上街示威聲援北京學生,人數多得令警方主動向馬會商借跑馬地馬場作為遊行終點;27日,同樣是跑馬地馬場,演藝界主辦民主歌聲獻中華;28日,150萬人響應全球華人大遊行。6月4日,20萬人於同一馬場參加黑色大靜坐,隨後的環港島大遊行超過100萬人參與。7日凌晨的碧街事變令死難同胞哀悼日停擺,卻仍然有不少商戶、學校響應罷工罷市罷課,即使是國貨公司亦不例外。

六四事件,是香港社會的第一次公民大覺醒,超強的動員能力、各種無私的奉獻、各界理念統一目標一致,開啟了此後民主運動之路。對比雨傘運動,我們同樣見到佔領區內派飯派水、搭建自修室、義務救護站等美好的事情,但20多年過去,我們的動員力的確銳減,運動之後的無力、絕望、群眾間的分歧卻更大。在這段時光裏,香港人失去了什麼,令我們沒有了團結的力量去反抗暴政?

然而可幸的是,八九六四之後,民主運動很大程度被轉化為選舉政治;傘運則是(至少對一部分人而言)更大更新的公民覺醒,香港人終於學會思考「身為公民,如何為社會多走一步?」所以傘運後湧現的政治人物,無論是入了立法會的還是在各個地區奔走的,都在推動愈來愈多深入社會、深入群眾生活的行動。這,是實現公民社會的重要一步。

28年了,當年登報譴責血腥鎮壓的親中團體、學校以至個別人士,每年的今天,應該都在悔恨自己那時候的一時衝動吧?28年前那一刻,是什麼驅使這些現在被我們視為唯利是圖者,去為學生發出呼聲?是人性吧!

而後來發生了什麼事情令他們走向極端?因為人性,是會泯滅的。六四是我們最重要的人性證明。忘記它,我們與那些登報後假裝沒事發生過的人又有何分別?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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